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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济南人,以唐僧玄奘为榜样西行求经,终成海丝路上最杰出佛教大师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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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绸之路全史


   第十四章 隋唐时的海上丝绸之路


    义净: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杰出的行者


在玄奘回到唐朝后,全力开展译经事业,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也给唐朝的僧人们以很大的激励和鼓励。在他之后,又陆续有中国僧人赴印度开展求法取经活动,其中以义净最为著名。如果说,玄奘是陆上丝绸之路上最伟大的文化使者,那么,义净则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杰出的佛教大师。


义净(635—713)是山东济南人,俗名为张文明,他的高祖曾做过东齐太守,但后来由于隋末战乱等变故,家道衰落。义净7岁就出家为僧,跟随普遇法师及慧智法师学习,自10岁到25岁10余年中,他悉心学习佛教经典,在数年的学习中,义净开阔了眼界,但也觉得许多典籍在当地仍无法读到,许多教义中深奥的理论也无法弄通,于是立志要走出寺院,到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去追求真谛。

义净深为法显、玄奘的事迹所鼓舞,仰法显之雅操,慕玄奘之高风,对法显和玄奘有无限仰慕之情,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。玄奘与义净是同时代人,年长义净30多岁,其西行求法的成功及回国后的声名显赫对义净的鼓舞更大、更直接。在义净11岁时,即贞观十九年(645),玄奘在印度游学十几年后回到长安,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。此时的义净尽管年纪不大,但至少从其老师那里听闻了玄奘法师的事迹。26岁那年(唐高宗显庄五年),义静开始了他漫长的外出追求学问的第一步。这一年,他自山东到河南,再到长安。长安佛教盛行,名僧和经籍令义静眼界大开。在此期间,恰逢玄奘在长安著述讲学,义静有了可以面见玄奘并听其讲学的机会。麟德元年(664)二月五日,玄奘在长安示寂,其葬礼极为隆重。此时义净很可能就在长安,应当参加了玄奘的葬礼,在送葬的百余万人之列,更甚或是在夜宿的三万余人之中。玄奘的葬礼一定给义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促使他更加坚定西行求法的决心。正所谓玄奘西征,大开王路,僧人慕高名而西去求法者遂众多,义净便是其中之一。

唐高宗总章三年(670),义静在长安学习已达10年之久,他去印度求经的念头更加强烈,并得到了并州处一法师、莱州弘伟法师几位好友的支持,相约结伴而行。第二年经扬州到广州,因几位同伴无法按约同行,他只好与另一位来自晋州的年轻僧人善行乘波斯商船南行。


咸亨二年(671)年末,义净到达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。义净在室利佛逝停留了6个月,学习梵语。从室利佛逝又到达末罗瑜国,在末罗瑜又停留两个月,这时已经是咸亨三年(672)的十二月。义净再乘船北行,经过裸人国,在咸亨四年的二月八日到达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。他在耽摩立底再停留了一年,继续学习梵语。咸亨五年的五月,义净离开耽摩立底,往中印度,最后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。

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庙,前述玄奘就曾在此游学。这也是义净求法的最终目的地。义净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教,前后停留近12年,即从咸亨五年(674)至垂拱元年(685)。他自己的说法,是“住那烂陀寺,十载求经”。10年间,他拜印度著名佛学高僧宝师子为师,并与印度其它高僧和西游至此的国内佛教界人士玄照、无行等相互切磋学问,先后译出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颂》5卷、《一百五十赞佛颂》1卷,获得中外高僧们很高的评价。他除在那烂陀寺学习外,还远到印度南部和东部二三十个小国家访问,拜访僧俗各界人士,探讨学问。

垂拱元年(685),义净离开那烂陀,仍取道海路回国。他带着在印度寻找到的佛经“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”,再次回到耽摩立底,从耽摩立底登船到达羯荼国,再从羯荼国回到南海中的室利佛逝。这时已经是唐高宗垂拱三年(687)。
  从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年间(687—689),义净停留在室利佛逝。当时这一带佛教发展兴旺,各国往来僧人众多,义静在此停留,请学于佛逝国名僧释迎难栗底。除了向当地高僧学习外,义静做的另一件工作是全力翻译从印度携带的经文,并抄写当地的经书。据义净自己记述,因佛逝国缺少好的墨和纸,在水昌元年(689)7月,义净登上佛逝港口一艘商船,欲托人捎信到广州,求取抄写梵经所需的墨、纸,并雇佣抄经的帮手。但是由于商船因风乘便,未及通知义净离船登岸,便升帆入海。义净求住无路,无意中被载回了广州。而他多年跋涉辛苦得来的50余万颂佛经,则被留在了佛逝。

义净回到广州时,住在广州有名的制旨寺里,并且在制旨寺向大家报告了他在印度和南海的经历。义净还要招募译经的助手,制旨寺的僧众向义净介绍了峡山一位名叫贞固的僧人。义净写信给贞固,“裁封山扃,薄陈行李”,贞固“启封暂观,即有同行之念”。于是贞固来到广州,同意跟随义净前往室利佛逝翻译经典。僧人道宏听到消息,也要求跟随义净重返南海。当年的十一月一日,义净了购买大量笔墨纸张,带着他邀请到的4位中国僧人:贞固、贞固的弟子怀业以及道宏、法朗,一起搭乘商船离开广州,重新返回室利佛逝。“望占波而陵帆,指佛逝以长驱。作含生之梯瞪,为欲海之舟舻。庆有怀于从志,庶无废于长途”。出发之前,“广府法俗,悉赠资粮”。
  义净回到室利佛逝后,开始译写佛经。广州来的4位僧人作他的助手,他们来到佛逝后,“学经三载,梵汉渐通”,可以帮助义净做一些翻译方面的工作。武周天授二年(691),义净在室利佛逝写成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和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两部书。这年的五月十五日,他派遣一位名叫大津的僧人,搭乘商船先到广州,把这两部书和“新译杂经论十卷”送到洛阳,同时“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”。因为义净在印度求法时,见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僧人在印度有各自的寺庙,而中国僧人却没有自己的寺庙,他因此希望能在印度建造一座这样的寺庙。只是他的这个愿望后来并没有得到实现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2卷,记述了从641年到691年间到印度和南海访问的57位分别来自大唐、新罗、睹货罗、康国、土蕃的禅师、法师的事迹,此外兼述经济、风俗及旅行路线,为研究7世纪南洋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是义净多年游历印度与南海之后,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,对当时印度和南海僧徒的日常法式状况的实际记录。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和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是可以与法显《法显传》、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相媲美的佳作。这两部著作的史料价值也很高,成为后人研究中印关系史、中西交通史、印度史、南洋史、宗教史和文化史的宝贵典籍。

武后长寿三年(694),也即延载元年的夏天,义净从室利佛逝最后回到广州。跟随义净从广州到室利佛逝去的4位僧人,贞固和道宏相随回到广州,法朗去了南海中的诃陵国,一年后因病去世,怀业留在了室利佛逝。

由于义静数十年为求法译经而奔走,在当时的中外佛教界声望极高,在朝廷内外声誉日隆。回国后的第二年,义净离开广州,五月仲夏抵达洛阳。武则天为他归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,亲自率领群臣出城迎接他。义净求法成功归来,一时间成为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。

义静回国时带回梵本经律论各种著作近400部并金刚座真容1铺、舍利300粒。他自己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规模浩大的翻译经书工程中去,先后在洛阳大福先寺和长安西明寺、大荐福寺展开译经工作长达18年之久。义净在佛经翻译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一般学术界都把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和不空并成为“四大佛经翻译家”,有学者则认为应该把义净包括在内,称为“五大翻译家”。

义静的译经工作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,武则天等几位皇帝都先后为其译出的书作序,给予了很高的礼遇。如圣历三年(700)武则天为其作《大新翻圣教序》,神龙元年(705)刚复位的唐中宗又为其作《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》,两年后,唐中宗又亲召义静入皇宫,共同翻译经书,探讨学问。太极元年,睿宗皇帝亲自为义净临摹的像上题词制赞,在他患病时,又亲派内侍去寺中探病。义净的译经也是一项国家的事业,由政府出面为其建立了专门的译场,参加译场为义净担任助译的,皆是一时名流,保证了译籍的高质量。


唐玄宗先天二年(713)二月,79岁高龄的义静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。三月初,长安佛教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,弟子门生万人为其送葬,惊动长安城。玄宗皇帝亲制诰书并派使者吊慰,赠他为鸿卢寺卿,赐锦绸150段,葬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。光禄大夫行秘书监少监同安侯卢璨还亲自为他的灵塔撰碑铭,高度评价了义静一生的贡献。义静为追求佛教真谛,不远万里,西行求经,长达20余年。回国后,十几年如一日译经不止,硕果累累。直到临终,仍写遗书给弟子们,要求他们发扬光大佛教精神,表达了对事业的无限进取心和孜孜不倦的追求。佛俗界人士对他多有极高的赞誉。

(连载中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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