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双语学校社群

还原真实的袁世凯:背上清王朝欠下的债,还上了这些人的当,再多功绩也没用!

只看楼主 收藏 回复
  • - -
楼主
  

点我


对袁世凯,人们有过许多称呼:袁项城,是借用他的祖籍地。

袁宫保,是用清廷所赐“太子少保”衔,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,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。

大总统,从他53岁叫到56岁,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,提起父亲依旧称“先大总统”。

洪宪帝,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,共83天;卖国贼、窃国大盗,从民国叫到新中国,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。 

他的后代在上历史课的时候,不是“无地自容”,就是“回家暗自流泪”。 

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,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。“我读书的时候,袁世凯是窃国大盗;我在中大教书时,也跟学生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;直到我退休了,才能不这样讲了。”

“过去史书上说,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,其实不是这样。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,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,长进很大。他自己说过,那几年,为了要博一个功名,他读书累到吐血,都没考取一个举人,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。”

袁静雪(原名叔祯,袁世凯三女)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:黑呢制服,站或坐时,腰背挺直;平常少有笑容;生气时骂“混蛋”,气极了,“混蛋加三级”;待部下很客气,但他们都很怕他。有人夸张地说,袁世凯坐在那里,睛光四射,像一只老虎。 

在紫禁城的时候,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记道,每当军乐声起,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:“简直钟鸣鼎食,比皇上还神气!”

统领军人,对袁世凯来说,“比起做文章来,到底容易多了”。一次闲谈,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,袁世凯说:“练兵事看似复杂,其实简单,主要是练成‘绝对服从命令’。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,一手拿着刀,服从就有官和钱,不从就吃刀。”

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,“袁世凯深知人情,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,事情便可圆满。”

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(今安阳)洹上(村名)3年,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,他实在是很忙的: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;留日学生回国,多绕道来拜,家中常常宾客满堂,他则视各人的才能,分别给待遇、给资助。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,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,“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”。 

袁世凯待人接物,礼数周全,出手大方。 

孙中山、黄兴、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。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,让孙中山下榻,以示恭敬,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(今张自忠路3号)。


孙中山曾经对人说:“袁世凯真能办事,气度也不凡;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,但也是迫于时事,不得不这样。”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:“跟他刚一见面,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;进一步谈,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,眼光四射,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。我是心中存疑,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。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,全跟说的不一样。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!”

在官场

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,与之称兄道弟,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。甲午战败后,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。他对于西法的了解,不在康有为之下。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,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:采用西法,彻底更张,对清廷的用人、理财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实行全面改革。


袁世凯和各国使节的合影

晚清时期,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:李鸿章、荣禄、奕劻。

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,官居二品,是管辖温州、处州两府的道台。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、李鸿藻、荣禄;李鸿藻尤其器重袁,荣禄也附和。

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,据说驭袁有术。因他出面保全,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,非但未受惩处,反而受到清廷嘉勉。从此,二人过从甚密。戊戌变法时,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,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。

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。当时华北大乱,山西乱、山东乱、京城也乱。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,铁腕镇压,“清内匪以安民生,慎外交以敦睦谊”,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。 

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,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(张爱玲的祖父)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,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,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,用错了人。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,张称袁是“小人之有才者”。 

胡思敬在《国闻备乘》中明白写道:“光绪末年,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:一曰商部,载振主之;一曰北洋,袁世凯主之。”

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,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,因捉得袁家逃仆,袁世凯大喜,赞他有才,叫他捐了个道员,然后上折保荐;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,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。

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,所用之人,差异很大。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,如唐绍仪、詹天佑、梁如浩、梁敦彦等,以及严修、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,都受到过他的重用。

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,也被他收到麾下,如杨士琦、梁士诒、朱家宝、赵秉钧、凌福彭……而袁世凯自己,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;即使在山东巡抚、直隶总督任上,他也是要每年进京“走动”的。

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:京城寿帖卖空;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,达官亲王争相献媚。李泰棻笔记中说,此前那桐(大学士,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)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,想破例演两出戏,谭老板半开玩笑说:“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,我就来个双出。”话音未落,那桐已一请到地。

从《二十一条》到“十二条”

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,一个李鸿章,一个袁世凯。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,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,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,以便在《辛丑条约》的谈判中讨价还价。 

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,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。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,袁世凯入宫救驾,平定了亲日的“开化党”人作乱,日本人很生气,但伊藤博文看重他,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,伊藤说:“以袁世凯的才干,只当小差,难怪贵国缺人才。”

甲午战争时期,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。日俄战争时期,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;在他所练的新军中,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。

日俄战争后,美国与日本、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,袁世凯“以夷制夷”,联美、德制日,让日本生气。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,盛宣怀向日本借款,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,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,没谈成,日本也生气。

辛亥年间,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,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,日本显得落后,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,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。1913、1914年,日本对德宣战,强占青岛,在山东半岛登陆;到了1915年,就端出了《二十一条》。 

据曹汝霖(时任外交部次长)回忆,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——

针对合办矿业:“可答应一二处,须照矿业条例办理,愈少愈好,可留予国人自办。”

针对建造铁路:“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,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,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,惟须斟酌慎重。”

针对开商埠:“须用自开办法,并应限制,免日本人充斥而来,反客为主。”

针对汉冶萍矿厂:“这是商办公司,政府不能代谋。”

针对福建让与:“荒唐、荒唐,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。”

针对内地杂居:“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,不能允许杂居。”

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:“简直似以朝鲜视我,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,实堪痛恨,万万不可开议,切记切记。”

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《二十一条》说帖的朱批原件,可以发现更多的“字斟句酌”和“讨价还价”,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、课税、开埠、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,袁世凯批:“办不到”;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,袁圏出“或购买”3字,批:“购买有碍完全领土”。最后,他写道:“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,实难同意。”

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: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,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《二十一条》内容,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,带有先斩后奏、事成邀功的意思。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:“得要领了,得要领了。满洲以外的要求,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。”他同时派出耳目,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。 

一方面,陆徵祥(时任外交总长)、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,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,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,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;另一方面,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、美、法、俄,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;同时,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,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。

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《二十一条》,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,历时105天,谈判20多次。5月1日后,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: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;山东、奉天兵力增加;关东戒严,日侨纷纷回国。 

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,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,他说:“我国虽弱,苟侵及我主权,束缚我内政,如第五号所列者,我必誓死力拒。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,坚拒到底,尽了最大之力……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,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,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。

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。因此,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……我国国力未充,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。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,是何等痛心,何等耻辱!……经此大难之后,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,本卧薪尝胆之精神,做奋发有为之事业。举凡军事、政治、外交、财政,力求刷新,预定计划,定年限,下决心,群策群力,期达目的……”他还引朱尔典的话,希望“埋头十年,与日本抬头相见”。

5月25日,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《二十一条》,实际上是“十二条”。第五号共7条,没有签订,此外删除2条。

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:“吾国此次对日交涉。可谓知己知彼,既知持重,又能有所不挠,能柔也能刚,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。” 

30年代初,史家陈恭禄在其《中国近代史》中评点此事:“何可厚非。”

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,但在《袁世凯传》中说:“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‘二十一条’另有密约,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。袁世凯被迫在‘二十一条’上签字后,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。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,叫《中日交涉失败史》,印了5万册,密存山东模范监狱。他常对左右说:‘勾践不忘会稽之耻,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;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,到那时,此书就可以问世了。’” 

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,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——

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“二十一条”时,曾说“彼等(指中国革命党)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,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,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”(引自王芸生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)。

在“二十一条”谈判过程中,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。袁世凯方面(不是袁本人)曾因此骂孙中山“将效法吴三桂,引外兵扰乱本国”。二次革命之后,孙中山被通缉,流亡日本。

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《盟约》。按照《盟约》,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,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,(孙)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。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。每次开学术会议,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。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,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,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。”

骆宝善先生说:“中国,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,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,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,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。在寻求政治上、经济上支持的时候,只能拿国家主权、国家利益做交易。”

被遮蔽的功绩


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,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,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。他先后雇佣了德国、日本的教官,并且办了步、炮、骑、工兵,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。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,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。

人们不太知道的是,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。

1900年以前,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,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。租界出现以后,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。1902年,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,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,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《警务章程》。1905年,清廷在北京、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,4年后,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。 

直隶总督任上,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、发展商业,地点主要在天津。

1900年以前,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,袁世凯重用周学熙,创办直隶工艺总局,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,一边办相关学堂,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,其中机器造纸、织造、电灯、自来水、烟草企业,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,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。

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(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)上,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:“袁世凯确能干事,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,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,远远胜过了江苏。”

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,除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还包括专科、技术、师范、医学、政治、军事等多种学堂。

1905年,戳我看:女人被进入的瞬间,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:京张铁路。他出面筹钱,资金很快到位,进口的钢轨、枕木、机器、器材还都免了税;他任命当年的“留美幼童”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。

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,但途经居庸关、八达岭,地形复杂、工程难度高。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,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,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。两年后,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。此外,新易铁路、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,都有袁世凯的功劳。 

辛亥革命后,南京临时政府在“节制资本”思想的影响下,反对保护私有财产,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“保护私产”、“经营自由”。财产私有,主要表现在“土地私有”,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,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。譬如,从1910年至1929年,黑龙江省95%的土地归私人所有。

现在公认,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“黄金期”。一方面,它是“一战”造成的,另一方面,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,“黄金期”不可能形成。学者苏全有认为,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:一是自开通商业“特区”,扩大开放范围;二是引进外资,尤其注重侨资。

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,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,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,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、火柴厂、卷烟厂、造纸厂以及采煤、冶炼企业,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。

这其中,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,民国政府自总统、副总统以降,几乎人人染指企业。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、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;黎元洪参与银行、企业12家;曹锟7家;段祺瑞9家;徐世昌7家。

骆宝善断言: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,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,比孙中山做得多。

咎由自取


1916年正月十五,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,忽然,六、八、九3位姨太太为了“妃”、“嫔”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。袁世凯长叹一口气,说:“别闹啦!你们都要回彰德,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!”说完回办公室去了。从此,这个精力旺盛、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,恹恹成病。

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:“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,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,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:‘这个事我做错了,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。’过了半小时,他就死了。

那几个人是谁?是北洋系蔡锷、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、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、北洋弟子陈树藩、汤芗铭?还是趁势敛财、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? 

帝制失败后,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麟吐露:“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、富贵、官爵、利欲者,乃真国士也。仲仁在予幕数十年,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,严范孙(严修)与我交数十年,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,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,有国士在前,而不能听从其谏劝,吾甚耻之。……总之,我历事时多,读书时少,咎由自取,不必怨人。”

袁世凯身后,留下一个军阀混战、武夫当国的乱局。各省督军,加上大约200名佩戴勋章的将军,率领他们步履蹒跚的队伍,从一地到另一地。每到一地,就将苛捐杂税强加到百姓头上。 

看看几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种种捐税吧:灯膏捐、肉捐、车马捐、厘捐、酒捐、煤炭捐、房捐、蚕丝捐、茶摊捐、铺捐、统捐、茶捐、茶碗捐、船捐、靛捐、旱挑捐、展帘捐、猎捐、渔捐、剃发捐、糖捐、鸡鸭捐、小商品捐、学捐、车帖捐、器具捐、柴草捐、粪捐、国民捐、米捐、路矿捐、花布捐、警捐、花捐、亩捐、牛马捐、果捐、秤捐、竹木捐、牌照捐、戏捐、出口捐、契纸捐、户口捐、文庙捐、油坊捐、染坊捐、纸捐、河捐、路捐、教养捐、烟丝捐、轿捐、槟榔捐、瓷器捐、巫道僧尼捐、红事捐、农会捐、洋药统捐,等等。

12年军阀混战与袁世凯主政时期相比照,章太炎的评价是,“一蟹不如一蟹”。

袁家后人在袁寨

1859年9月16日,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张营,袁家的祖居地。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,他排行第四。2009年9月15日,从海内外赶到项城袁寨的袁氏后人济济一堂,不相识者互问:“你是几门?”“我四门。”


袁世凯1妻9妾,共生了32个子女,这是1904年他与部分子女合影。

35岁的袁文清(六门克艮后裔)告诉记者,“今天看到袁家琼(六门克灵之子)4岁儿子的照片,可我得管他叫叔。”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,一样年纪,很可能是“长房的孙子末房的爷”。

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、15个女儿;17个儿子又生下22个孙子、25个孙女;儿孙共计79人。从袁世凯的父辈到孙辈,世系辈分依次为:保、世、克、家。如今,在世的后人已至启、文、绍辈。

2009年9月16日,距袁世凯出生150年,从各地赶来的30多位后人排成三行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,向先祖三鞠躬。

这是民国以来,这个家族的第一次聚会。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这个人的影响:有的改过名,有的跨不进大学门,有人入党艰难,有人半辈子沉默谨慎。 

咸丰七年,袁家从张营迁到石腰庄,建起住宅、学校、兵营、花园等,占地270亩,从此这里改称袁寨。

54岁的侯金亮守着袁保中(袁世凯亲父)、袁保庆(袁世凯嗣父)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,他父亲也是袁家守墓人。他指给记者看袁寨当年炮楼、吊桥的位置,三道护寨河尚存一道,浅浅水洼里游着一队肥鸭子。 

据老辈人讲,当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汉到了袁寨,只要在袁家祖坟上烧张纸,就能进寨有吃有住。之后可以帮袁家打些短工,也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。一度,帮袁家种地,在袁寨借居、打工的将近300人。



中囯官场现状:卸磨杀驴,传疯了!


举报 | 1楼 回复